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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出豪门，鼻祖庸公思乡南下宦游湖广
我祖甯庸公，元朝人，原籍大都路大兴府珠玑巷人氏，后来家谱记载为“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珠玑巷人氏”，这个家谱的说法应该是明朝时候的说法。这里所谓顺天府大兴县，其实相当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大兴区。至于“珠玑巷人氏”的由来，应该和著名的广东南雄珠玑巷没有多大的关系，和北京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根据现在的族谱信息，我们能真真正正确认的是，甯庸公最远只到湖南长沙而已，还没有进入广东境内；再查找北京市的典籍，目前也暂时没有发现珠玑巷的地名。因此可以推断，本支系的鼻祖甯庸公可能是北宋首都开封府甯氏的后裔。理由如下：在刚刚出版的《中华甯氏》第三辑有一个甯氏谱系汇总表，表中记载甯原悌公第五代东昭公曾在北宋皇帝身边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也就是说甯氏曾在北宋首都开封生活过，这意味着金兵南下，北宋两个皇帝被抓，即靖康之难时，就有甯氏族人从开封府逃出来。
中华甯氏
天下甯氏一家亲
而众所周知的是，从开封府逃出来的北宋遗民，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故都的繁华的，尤其是那一条很热闹的“珠玑巷”，因此，他们所到之处，为了隐瞒敌人并委婉地记住自己是大宋臣民，往往把当地起名为“珠玑巷”或者干脆自称是“珠玑巷人”，如福建上杭的珠玑巷、莆田珠玑巷等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众多“珠玑巷”地名，无不如此。可以说，开封府的“珠玑巷”是母，靖康之难后全国各地的出现的“珠玑巷”地名都是它的子，“珠玑巷”名字的起源在于开封。可见，靖康之难后，开封府里面被逼出逃的甯氏，就很可能把他们所逃往的地方称为珠玑巷或者自称为珠玑巷人。说到这里，细心听的宗亲可能有疑惑了，刚才不是说北京并没有“珠玑巷”吗？为什么甯庸公的原籍还记载为“北京珠玑巷人氏”呢？原因很简单：“珠玑巷人氏”这个名号一旦有了，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可以随便带到哪个地方都会变。我们的先祖从开封府南逃出来时就冠上这个名号，所以当到南宋末期被蒙古铁骑横扫以致流落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先祖身上的这个特殊名号仍然继续保留，于是久而久之，就被习惯记载为“北京珠玑巷人氏”。
以上介绍的是籍贯问题，下来介绍的是生平问题。甯庸公作为本支系第一代先祖，生平不详，在众多族谱中提及相关信息也仅有三处：
一是南下淇泉。淇泉是今天河南省淇县的代称，古代的时候是商朝的首都朝歌，周灭商后，封甯氏远祖康叔在朝歌建立卫国，故家谱称我支系为“淇泉世系”，原因也就在这里。
二是横县甯先兴抄录的族谱记载我支系源于甯逹公支脉。这里先介绍一下甯逹公的一些情况。甯逹公是辅佐齐国称霸的名臣甯戚公的后裔。南朝梁代的时候，甯逹公先后担任南定州刺史和安州刺史。南定州在今天的贵港，安州即今天的钦州。甯逹公到钦州任官以来，甯氏成为岭南望族，人称“五世七刺史”，因此岭南的甯氏多以甯逹公为始祖。甯庸支系的族谱也有此说。甯先兴所录的族谱称甯庸公之上有甯明公，甯明公之上有南宋进士甯宗乔公、甯宗谔公，宗乔、宗谔二公之上有甯原悌公，甯原悌公之上为甯琚公，甯琚公之上为甯长真和甯纯二公以及甯猛力公和甯逹公。
关于甯琚公，谱记为廉州刺史，生九子，以儒家思想取名，分别为仁义礼智信忠廉孝悌。在族谱当中记载，九子都*，均任有官职，和民间传说有根本的区别。民间传说当中说甯琚养十个儿子，九个是亲生的，另外一个是养子，结果九个儿子都不愿意养父亲，只能依靠养子度过晚年。这是民间编造出来的教育故事，因为它也仅仅知道前3个儿子的名字叫甯仁、甯义、甯礼而已，其他五个儿子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在九个儿子当中，其中又以第九子甯原悌公最有出息。原悌公为岭南甯氏第一进士，据家谱和史书记载，公元年唐朝武则天开科取士，原悌公在多人当中，策论廷试获第九名，“荒服得上第，震惊朝野”，后来官至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因此名声“益震于天下”，被时人尊称为“谏议王”。由此看来，甯庸支系的族谱确实有独到之处：第一、它是目前两广地区能披露甯原悌公最详细信息的族谱；第二、它能把甯庸公与甯明公连接起来，从而顺理成章地说明了甯庸支系属于甯逹公后裔；第三、是它能说明白本支系“齐郡堂”名号的由来，因为甯庸支系归属甯逹公一脉，而甯逹公是“齐郡堂”的甯戚公的后裔，所以，本支系的家谱所说的“齐郡堂”，“齐郡家声远，淇泉世泽长”不是瞎说的，是有根据的！
中华甯氏义工总群善三是元朝至正16年（年）宦游湖广省生宗斌公。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宗亲们注意：第一是甯庸公有没有官职；第二是甯庸公为什么选择那样的南下路线；第三是宗斌公是不是庸公生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官职问题，家谱几乎没有记载，能解释的只有两个关键的字“宦游”二字。“宦游”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词是一个托词，是有资格做官但还没有官职而到处奔波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所以甯庸公在元朝应该是没有官职的，但不排除他在南宋时期有官职或者是有资格做官。那么，他为什么有资格做官而不做呢？原因可能出于两个方面：首先，元朝轻视读书人，在所有职业当中，儒者读书人地位倒数第二，比娼妓的地位还低，仅仅高于乞丐；其次，甯庸公之上的甯明公、宗乔、宗谔公都在南宋任官，按照儒家精神，“一臣不仕二主”，为了保持名节，所以甯庸公不仕元朝，理所当然。关于第二个问题—--路线问题，甯庸公从北京南下，经过的地方有三个，一个是河南的淇县，二个是湖北当阳县（简称当县，犹如宾阳县，简称宾县），三个是湖南长沙。为什么会走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思路是，淇县是甯氏远祖的发源地，我们属于钦州甯逹公世系，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甯庸公南下淇泉有可能是慕名而来，也可能是为了宣示自己属于中原甯氏，华裔血统，不是少数民族的后代。至于为什么南下湖广，经历当县、长沙等地，原因可能出于一种宦游人氏的偏好，通常宦游人氏都喜欢怀古之心，凭吊先人，比如苏东坡被贬南下时也非常喜欢去寻找寺庙古迹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可以从心理层面来分析甯庸公，在宋末元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作为南宋忠臣，他不愿意和蒙古族当朝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作为宗乔、宗谔公后代，从岭南出来至今已经衰落，他希望回归岭南，希望在告别北方生活时再看看甯氏的发源地，看看我们祖宗曾经走过的足迹。而这一切刚好，当县和长沙都属于胡广省，不但是沿长江南下的好途径，也是岭南甯氏先祖任官到过的地方，如甯原悌公的三哥甯原礼被封为武昌正义大夫等就在湖北，此外，在历史上，从长沙通桂林还是入岭南广西的大通道，所以选择宦游湖广是事出有因的。关于第三个问题----宗斌公是不是甯庸公的儿子，我们根据众多的族谱来回答，肯定都说是，但是根据第6代佛养公确切的生辰记载年推测，宗斌公大概生于年左右，距离甯庸公宦游湖广时间年相差46年，如果从甯庸公出生的时间来算，更是相差几乎三代人，所以按常理推算，结论是：宗斌公并非甯庸公的儿子，可能是孙子。
综上所述，关于鼻祖甯庸公的情况，我们后人根据家谱和历史逻辑来推测，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庸公墓葬何方，因此不能与墓茔碑刻相互印证。而不管如何，庸公留给我们“世出豪门”的点滴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相当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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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振家风：二代斌公文武双全官任南宁
宗斌公，是自唐代以来在广西任官最大的甯氏族人，大概出生于元朝泰定二年，即年，因史书缺记，籍贯无考，出仕时间也不详。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众多的家谱记载当中，有的说是出任“太守”，有的说是“知府”，有的说是“刺史”，有的说是“骢马五花”，因此，不了解这些官职内涵的后辈往往误解，如有的认为“五马骢花”是官员服饰的一种，而根据官员服饰等级制度判断，最多是元朝一个小官；甚至有的以元明清三代都没有“太守”、“刺史”等这些官职名称为由，进而否定了宗斌公出任南宁知府的事实，因此造成了族内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实际上，凡认真考究的人都知道族谱里面这些称呼根本不成为问题，它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显示了我们先辈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为什么呢？首先“太守”、“刺史”在宋代以后因为官职名称的改变，因此成为了“知府”的雅称，它可以代指“知府”，就像我们今天用“夫人”来尊称“老婆”一样的道理；其次，“骢马五花”出自《幼学琼林》“府尹之禄二千石，太守之马五花骢”，也是代指知府，关于这点，《中华甯氏》第三辑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这里不必多说。下来，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认识宗斌公当年的风采：第一，宗斌公的墓碑记载“明钦进士任南宁知府”，可见宗斌公不但是地方长官而且还是才学很高的人，是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殿试选拔出来的人才！有的宗亲不知道“明钦”是什么意思，其实明代原碑刻应该是“皇明钦赐进士”，后来到了清朝重刻墓碑时，为了不造成“反清复明”的嫌疑，缩写成“明钦进士”，意思是明代的皇帝赐给的进士。那么宗斌公什么时候出任南宁知府呢？根据横县的石刻“皇明驰赠谏议大夫”这几个字，结合明朝的“封赠制度”来推断，这个朝廷恩赐应该在明朝朱元璋洪武年间，更精确的说，“驰赠建议大夫”应该在年-年间，所以宗斌公担任南宁知府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内或者之前。为什么担任南宁知府是在洪武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因为，元明清三朝只有朱元璋时候设有谏义大夫，而且不久又废除了。这个“不久”到底有多久？史书说洪武十五年（年）开设。*氏族谱又说*文质洪武二十三年（年）由同治升任南宁知府，拜谏义大夫。可见这一名称存在大概8年。从*氏族谱中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可贵的信息，即*文质不是从外面调来当南宁知府的，而是由同知升任，巧合的是，我们的族谱又说宗斌公“在任辞尘”，由此推断，*文质可能是在宗斌公60岁左右去世后续任为南宁知府，宗斌公可能是*文质的前任和领导。这个推断合不合情理呢？从历史上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隋唐几百年中以桂中为分界线半个广西是由甯*二家控制的，甯家为主辅以*氏，两家有此种渊源，所以朱元璋刚刚开国不久，为了稳定边疆，利用甯*二家搭配治理，那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宗斌公为什么得封赠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古代的封赠制度。它主要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激励官员要有作为。按照明朝规定，只要达到七品县官，而且考评称职，有作为，就可以封赠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由此，我们联系一下族谱和宗斌公的古墓碑遗字。族谱说芳敏公是永淳知县，古墓碑刻“文”（甯文）之上一段距离（应是记录芳敏公的文字信息）有“廷赐”二字。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所谓驰赠，按制度说“生曰封，死曰赠”，可见宗斌公是在去世后，因“子芳敏贵，升任知县”而得到朝廷恩赐“谏义大夫”。这是岭南甯氏第三次得到“谏议大夫”。洪武年间谏义大夫是三品官，知府是四品官，这充分说明了宗斌公的荣耀一生。第二，从传说的视角来看，宗斌公“礼贤下士”，幕宾很多，被赞为“有古贤者之风”。据说有一先生慕名而来，白吃白喝三年什么事情也不做，宗斌公不但不赶走他反倒越尊敬起来，派人伺候有加，因此，这位先生后来感恩于宗斌公，亲点了一处风水宝地来报道甯家，这处风水宝地也就是如今的狮子山，传说是仰天伏狮，看得远，发得远，全广西也没有第二处。先生点了这块宝地之后，甯家先是封山育林，后来等宗斌公辞世后，官府为之鸣锣开道，草木为之含悲，山河为之失色!所过之处，飞鸟禁唱，百兽驻足，一路白素纷纷，十分肃穆，庄严隆重！又由于生前宗斌公是文才更是武将，所以下葬时，坟茔之前筑了“亮兵台”，以便宗斌公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阅兵点将。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墓和别的普通墓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碑刻不在墓前，而是在“亮兵台”下面，可见宗斌公文武双全，很受尊敬！第三，从名字的视角来看，宗斌公字辈与南宋兄弟进士宗乔、宗谔二公相同，同时“斌”由“文”和“武”构成，具有“文武双全”之意，表达了宗斌公父辈对他给予厚望。此外，宗斌公生二子，分别取名为“英”和“雄”，字分别为“芳敏”、“芳略”，合称“英雄”、“敏略”，可见宗斌公豪情万丈，具有为国开疆守土、开创一番事业的英雄气概和远大理想！
总之，宗斌公以他文武双全、雄才大略出任南宁知府，不但风光当时，令人景仰，还留给了我们后代无限的精神动力和难以磨灭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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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灵人杰：子子孙孙仕宦蝉联人文鹊起
宗斌公墓在宾阳县双桥（旧名岭背圩）那业甯村狮子岗，山形为仰天伏狮，风水甚佳，被誉为当地之首！从山脉来看，自东向西由最高峰镇龙山一脉排来，共有五座高峰，象征金木水火土，行行相生。从山形地名来看，周围几许有以各种动物命名的群山土岭，号称十二生肖，肖肖相生。为什么说肖肖相生呢？因为为首是最高峰名叫镇龙山，龙被镇住了；为尾是余脉，形像狮子摆尾拦江挡虎头，虎被拦住了。所以，整个群山系统，只因有了惟妙惟肖的仰天伏狮这颗活棋，所有的万物生灵才得以繁荣发展，和谐共处。可见十二生肖之所以能肖肖相生，一切源于我们这块宝地。除此以外，人们常说，上佳的风水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另加门前横着一条款款有情的弯弯长河。我们这块宝地有没有这些特征呢？回答是肯定的，表现在：墓地所在，北有靠山、南对峰峦，左右群山环抱，门前库水连江白茫茫。更妙的是，该宝地还配有鼓和旗。鼓在狮头正前方，旗在朝阳东面向，正是“旗旺鼓喧天，狮威声震远”，好一派山川地理！也难怪我族子子孙孙，个个神采奕奕，在常常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不忘奋发图强，以致“仕宦蝉联，人文鹊起”！
下来，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清代以前在我族内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一些历史事实。根据族谱记载，自三代祖甯英（芳敏）、甯雄（芳略）入籍宾横以来，我族后裔开始在两广地区聚族而居，扎根开花，并逐渐扩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在广西境内，“玉林宾贵、珠浦横灵”这几个地方是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村：一是横县“荷塘村”是甯庸支系在广西的发源地；二是宾阳县那业“甯村”是甯庸支系在广西祭拜先祖的圣地；三是浦北县康乐村是甯庸支系光宗耀祖最典型的地方。先从横县和宾阳县讲起，宗斌公生有二子为甯英、甯雄。甯雄为次子，担任过横州学正（相当于教育局长），后来解组入籍横州。甯英为长子，先任永淳学正后来任横州学正，最后升任永淳知县。年老后，为了方便祭祀，又入籍宾州。甯英公应该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在他的安排之下，宾州祖坟有人专门祭祀，并形成由小儿子负责的定制，因此直至今日多年的古墓香火不断。甯英公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甯文，次子甯儒。甯文支系和叔叔甯雄支系比较特殊，族谱都很少记载。甯文是贡生而且是知县，宗斌公祖坟老碑刻上有明确记载，至于在哪年哪里当知县没有记录，估计是洪武末年或永乐初年。甯文公生奕章、奕源两兄弟。奕源公是小儿子留在宾州守墓，至十一代康熙年间有甯启转公葬于宗斌公目前，立有碑刻，应是奕源公支系比较有地位和有文化的一支，但目前无法找到启转公的后裔。奕章公支系比较复杂，有族谱显示，奕章公生“佛永、佛明”，“维国、维朝”四兄弟，后迁小江那文，并起有联宗“以为甯逹为始祖”，不是以甯庸公为始祖，所以一些宗亲有异议。其实以联宗名义，奉甯逹为始祖也没有什么不妥，族谱都是各个支系分别写成的，信息各不一样，作为贵为知县的长房的后裔也许他更有他的理由。关于“维国、维朝”二公祖源问题目前还有争议，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甯庸支系族谱记载吊线图太多，说明文字太少，因此造成今天的局面。根据现在的研究表明，维朝支系在万历年间出过事件，据该支系族谱说相品公生有九子，其中第五、第六、第七子因官逼民反而起义，被官方镇压，因此九子从此失散。其实，宾阳那业甯村也有类似的故事传说，以为宗斌公生九子，九子因祖坟风水好，都发出远门做大官，后来因妇女们长久留在家中觉得辛苦，也特别想念丈夫，所以把狮子岗上的铜镜给破坏了。不久，她们每日思念的丈夫犯了事果然回来了，但他们从此过着逃难的生活，从此九兄弟也都失散了。后来，作为第九子小儿子后裔，宾阳支系的先祖和嫂子逃避到了姑姑家了，后来嫂子怀孕在身又逃到了广东生甯门光，而宾阳支系的甯氏则又重回那业甯村继续负起守墓之责。以上传说不一定是信史，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宾州甯文公支系的确出过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和维朝支系的族谱记载有一定的相似度。如果我们再从维朝支系的老族谱来研究，也会发现一些不正常的问题，比如生于15世纪的维朝公，其第四代曾孙相品公于明嘉靖十六年（年）专门手修了该支系的族谱，但在短短的4代人时间内，他却理不清自己曾祖父的生平，甚至记为洪武年间14世纪的人，实在不符合常理。又如万历十四年（年）修的《小江族谱》，与“万历之难”的发生仅隔4个月就修谱，而且认为“迄今年”，即直逮元朝年，与甯英（芳敏）公出生年代几乎相同，与开头说祖在洪武自相矛盾。可见相品公的手修族谱有可能被修改过，而修改的原因很可能是基于封建的忠君思想，怕牵连其他兄弟。关于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我们姑且不议，维朝支系亲自回宾阳那业甯村祭拜宗斌公的历来很多，从该支系的族谱上来看，人才也很多，如维国、光成、光宗、进瑚、进琏、元益以及清代咸丰6年进士的泰中等公，都是比较有成绩的先祖。如果灵山福海公支系又被证实为维朝支系后裔的话，那就更是人才济济了。
以上这些是长房宾州甯文公支系的情况。整体来说，甯文公贵为知县，后代子孙如此萧条，也缺乏记载，实在不应该。目前研究的结果，“甯文-奕章-维朝”以及“相品-元英（福海）”已经可以证明时间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甯文-奕章-维朝-光宗-进琏-相品-元英（福海）是否真的同一支脉仍有待深入研究。
下来再看二房甯儒公支系。该支系很旺，也记载得比较清楚。目前甯庸支系的族谱几乎全部出自该支系。甯儒公是贡生，子奕弘是恩贡生，孙佛养、佛佑、佛安三公。佛养公是甯庸支系有详细生年记录最早的人，生于年，天顺八年年与子文聪公迁入浦北康乐村。生三子，长文聪、次文惠，幼文珍。文惠公后裔重回横县，文珍公后裔迁往玉林。文聪公后裔住浦北康乐。文聪公成化八（年）年30出头不到，平民百姓的时候，竟能呈宪到皇帝面前请求调田州狼兵来平定地方之乱，再次显示了文武双全的甯氏家族后续有人，更显示了甯庸支系在岭南拥有非凡的势力和实力。文聪公因平定地方有功，得到了朝廷重用，被封为千户，官居五品，允许世袭千总六代，直到康熙年间为止，并在浦北建立永平衙二十四闸，日常带兵千余人，以便为朝廷维护地方安宁抵御倭寇。文聪公以外，其他五位千总的姓名分别是：保赐、廷柳、世真、武忠、子杰。其中武忠公在明崇祯年间升任参将，御挂镇西将*，正三品，后来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为了保持名节，隐居壮岭。后来地方不安，在清朝再三请求下，武忠儿子子杰出任清朝千总。
总之，浦北康乐村出来六位千总，民间也称为千户侯，今村内仍有千夫祠文物“德立功纯”碑刻为证。这是岭南甯氏族唯一的高级待遇，也是甯庸支系恒久的荣耀。要知道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其家底也是千户侯，我们甯庸支系也曾与张家一样荣膺千总，因此，值得大书一笔。
至于文才方面，甯儒支系也很多，尤其是康乐村出了好多个国学生，清朝乾隆时期横县荷塘村甯纯仁公又开清代乡试之科，任职义甯县（今桂林市临桂县境内）教谕。
综上所述，甯庸支系，在任官方面是“一府两知县，祖孙三代俱荣”、“一村六千总，明清两代几百年仕宦蝉联”。在读书功业方面，国学生、监生、贡生有明文记载的至少十几个，仅仅宾阳县那业甯村祖坟上，短短的二三十厘米长老碑残刻就记载了四个！不可不谓“人文鹊起”！至于族谱遗漏的、史书缺记的、包括秀才在内的，更是不计其数。而不管如何，今天我们已知的，就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最大财富。站在时代的高端上，我们甯庸支系应倍加珍惜这些精神遗产并继续发扬光大，为国为家增加新的光彩！
宾阳县甯氏理事会
天下甯氏天下甯氏是一家